如何开杠杆炒股1874年的侵台事件

1941年12月7日，一个平静的周日清晨。太平洋的另一端，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跨越半个地球，准备将赌注押在珍珠港。这不仅是战术上的偷袭，更是战略上的绝命一搏。当350多架日本飞机分别从六艘航空母舰呼啸而起时，日本海军实际上是在执行一个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计划——以折损29架飞机的微小代价来换取美军太平洋舰队战列舰部队的暂时瘫痪——然而，这种胜利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假设之上，即美国一旦遭到重创，就会因为畏惧牺牲而回到谈判桌前，承认日本在东亚的霸权。

这是典型的赌徒式误判。山本五十六和幕僚计算了战舰的吨位、飞机的航程和鱼雷的吃水深度，却唯独没有认真对待对手的工业潜力与真正后手。

1941年12月7日上午，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时，美军驱逐舰“肖”号在被鱼雷击中后发生剧烈爆炸，火焰与弹片直冲云霄

半年后，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美国凭借强大的情报破译能力和工业修复能力（“约克城”号的奇迹复原），给了日本海军致命一击。四艘主力航母的沉没，意味着赌徒输光了手中的大部分筹码。

输得越多，越想要“翻本”。日本没有选择止损，而是继续加注。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消耗战，到马里亚纳海战的溃败，再到莱特湾海战中“大和”号的自杀式出击，日本的赌注从舰队变成了人命。神风特攻队的出现，标志着这种战略病理发展到了晚期——当物质耗尽时，便将国民的生命作为筹码，妄图以极其惨烈的自杀攻击来恐吓对手，通过“一亿玉碎”的疯狂来换取“有条件的投降”。

这，就是近代以来疯狂嗜赌的日本。

作为偷袭珍珠港的主要策划人、时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是近现代史上出了名的赌徒。据传，山本五十六赴欧美考察时经常光顾摩洛哥的一家赌场；在国内参加训练时，他和好友赌炮舰的炮弹能否击沉靶船，并开出3000日元的赌注，当时普通工人月薪不过几日元，赌输了的山本五十六最后是分期付的款……

然而，如果仅仅将山本五十六视为一个狂热赌徒，那就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事实上，作为曾任驻美武官的山本，是日本海军中少数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实力的将领。在给日本政府的意见书中，他表示，日美之间发生战争，意味着树立了新的更强大的敌人，会陷入新的危机。

1934年9月，山本五十六被任命为伦敦海军裁军预备会议日本方面的海军首席代表，出使英国。图中左为山本五十六在伦敦唐宁街10号外

但当时的情况是，在日本军部激进派和国内舆论的裹挟下，日本的国家机器已经全速冲向战争。当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石油禁运带来的生存危机时，山本五十六就拿出国运作为筹码，策划了珍珠港袭击。他的逻辑是：长痛（被封锁至死）不如短痛（通过偷袭寻求谈判），以一场突袭战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靠着美国对军人伤亡的低容忍度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前。这种“死中求活”的思维，正是日本国家战略中反复出现的赌徒逻辑。

因此，这个计划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赌徒式的狂想：第一，对美国的突袭不仅要打赢，而且要造成足够的损失，让美军一段时间内无力再在太平洋上与日军争锋。这点山本五十六赌赢了，美军四艘战列舰被击沉或搁浅，包括巡洋舰、驱逐舰在内的多艘舰艇被击伤，仅飞机就损失一百多架，人员伤亡更达数千；第二，这场胜利最好能让美国人被巨大伤亡吓住，产生厌战心理。这一步很显然赌输了，这次偷袭让“日本是敌人”迅速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

本来就凭借军火生意发家的美国不再犹豫不决，以其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为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提供支援，推动日本法西斯走向末日。

要理解日本昭和时代的疯狂，需回溯到明治时代。日本的赌徒心态是在一次次“以小搏大”的甜头中被强化、被制度化的。1874年的侵台事件，便是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试赌”。

1871年，琉球国宫古岛民的一艘进贡船遭遇风暴，漂流至中国台湾南部八瑶湾（今屏东县满州乡），与当地原住民发生冲突，54人被杀，只有12人在当地汉人帮助下逃至福州，后由清政府派人送回琉球，史称“八瑶湾事件”。

在当时的东亚秩序中，琉球是清朝藩属国，琉球船民遇难，清政府进行抚恤并送回幸存者，本是宗主国处理属国事务的常规操作，与日本并无直接关系。然而，正处于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内部面临着来自旧势力的巨大压力（如佐贺之乱、西南战争前兆），急需一场对外军事行动来转移国内矛盾，同时也为了试探清王朝的虚实。

“八瑶湾事件”让早已野心难耐的日本政府嗅到了机会。1872年，日本单方面宣布将琉球王国改为“琉球藩”，强行将其纳入日本版图，随后便藉以“保护本国属民”向清政府发难。这是一次极其无理的政治讹诈，日本企图通过重新定义“琉球人”的国籍，来制造入侵台湾的法理依据。

时任日本外务省顾问李仙得在中国台湾调查时绘制的恒春半岛地图，在今垦丁位置标注了“罗佛号船员登陆处”

1874年，日本外务省美籍顾问李仙得（CharlesLeGendre）仿照在中国台湾处理“罗佛号（theRover）事件的经验，怂恿日本出兵中国台湾，并负责规划出方案。西乡从道率军3000余人强行登陆台湾南部。从军事角度看，这是一场极高风险的冒险。

首先是兵力悬殊。当时的日本陆军刚刚开始近代化改革，后勤极其脆弱。登陆中国台湾后，日军并未在战场上遭遇重大抵抗，却被热带的疟疾和风土病击垮，非战斗减员极其严重，此时若清军大举反击，日军必将全军覆没。

其次是外交孤立。英国等列强虽乐见清朝受挫，但也担心日本破坏东亚贸易的稳定，对日本的行动持保留态度。

然而，日本赌的并不是胜利，而是清政府的腐败与怯懦。面对日本的公然侵略，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与“塞防”争论，且对日军的实力缺乏准确判断。日本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在与清政府的谈判中，展现了流氓外交手腕。他利用清政府急于息事宁人的心态，甚至以“拂袖而去”佯装断交开战来恐吓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最终，中日双方签订《中日北京专约》。清政府不仅承认日本的出兵是“保民义举”，还同意支付日本50万两白银。其中10万两名义上是对被害难民的抚恤，40万两则是购买日军在台修筑的营房道路。

这场赌博，日本赌赢了。

如果说这次只是小试牛刀，那么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则是日本赌上国运的一次“梭哈”。

历史的后视镜往往让人误以为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并非意料之外。事实上，开战前夕，各国军事观察家普遍看好清朝。彼时，日本虽经历了明治维新，但国力、兵力、财政收入等关键指标上并不比清朝高出太多，与后者轻言战事存在很大风险。

而这场赌局的操盘手是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后，清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日本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引用《天津条约》关于出兵互相知会的条款，强行派兵进入朝鲜，并迅速抢占朝鲜汉城王宫，扶植傀儡政府，以“驱逐清军”为名挑起战端。此时日本国内，连时任首相伊藤博文都显得犹豫不决，担心西方列强干涉。但以陆奥宗光和川上操六为代表的激进派坚持认为，英国与沙俄的矛盾可以利用，只要战争爆发得足够快、胜利得足够快，列强就会默认既成事实。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在丰岛海域击沉清军运兵船“高升号”（该船为英国商船，悬挂英国国旗）。这一极具挑衅性的举动险些引发英国介入，但日本利用国际法的灰色地带，通过政府公关平息了英国的怒火，成功将英国拉到了中立甚至偏袒日本的立场。

随后的黄海海战，日本海军赌的是“速射炮”对“重装甲”的胜利。伊东祐亨指挥的联合舰队，利用高航速和速射炮的火力密度，通过“聚歼”战术，击败了北洋水师。虽然“定远”“镇远”未被击沉，但北洋水师丧失了制海权，退守威海卫。

北洋舰队舰船。来源/纪录片《甲午》

最终，战争的结果超出了所有日本人的预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军陆军在朝鲜和辽东半岛一溃千里。1895年，李鸿章赴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谈判。此时的日本已不再满足于朝鲜的控制权，准备来个狮子大开口。

甲午战争的胜利彻底释放了日本野蛮失控的一面。此前日本尚对清朝存有敬畏，此后则充满了鄙视。更重要的是，高达2.3亿两白银的赔款（相当于日本当时4年的财政收入）让日本尝到了战争的甜头。“战争=最赚钱的产业”的错误认知一旦建立，像毒品一样渗入了日本的国家肌体，使其对和平发展失去了耐心，转而渴望一场更大的赌局。

1904年，日本将枪口对准了欧洲列强——沙俄，其风险之大，足以让任何理智的政治家颤抖。此时的日本，虽然经历了甲午后的扩军，但面对拥有庞大常备军和巨大战略纵深的沙俄，仍显力不从心。最致命的是财政问题，日本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来支撑一场长期战争。这时，日本派出了高桥是清前往伦敦和纽约筹款。

这是一场金融上的豪赌。高桥是清以日本的关税收入和国家信用为抵押，在英美银行家面前极力兜售日本的战争债券，并得到了犹太银行家雅各布·希夫的资助。可以说，日俄战争是一场“借来的战争”。如果日本战败，或者战争拖延导致财政崩溃，日本经济将倒退五十年。战争的过程也异常惨烈。日俄两国在中国国土上肆意开战，在旅顺，乃木希典使用“肉弹战术”，让数万日军士兵在俄军机枪下尸积如山；在海上，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峡设伏，以“T字横头”战术全歼了沙俄波罗的海舰队。战事至此，表面占优的日本其实已到了强弩之末。国内兵源枯竭，财政赤字严重，日本正是在此时接受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签订《朴茨茅斯和约》。由于沙俄并未像清政府那样支付巨额赔款，期待“战争红利”的日本民众对日本政府大失所望。1905年9月5日，东京爆发了“日比谷烧打事件”，愤怒的民众打砸了内相官邸和警察局，抗议政府“赢了战争却没赢到钱”。

这次事件揭示了日本赌徒心理的副作用——阈值的提高。日本民众已经被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撑大了胃口，认为战争必须带来暴利。这种民意反过来绑架了政府，使得日本政府在后续的对外政策不断寻求新的扩张目标来满足国内日益膨胀的贪欲。

到了1931年，日本的国家机器发生了一个致命突变。如果说之前的赌局还是由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政府高层精算后下注的，那么“九一八事变”则是一群中下级军官劫持国家进行的疯狂赌博。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北大营

时任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是这场赌局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深信“世界最终战争论”，认为日本必须占据中国东北（满洲）作为战略基地，才能在未来的东西方决战中对抗美国和苏联。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自行炸毁了奉天（沈阳）柳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并栽赃给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日军炮轰北大营。这是一场极度不对称的心理博弈：

日军兵力：关东军正规军仅1万余人，加上在乡军人不过2万。

东北军兵力：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拥有正规军16万人，装备精良，拥有飞机、坦克和沈阳兵工厂。

按理说，东北军完全有能力歼灭这股日军。但石原莞尔赌赢了最关键的一点：中国国民政府高层的恐日心理和内部的不团结。结果，两万关东军如入无人之境，短短几个月内占领了相当于日本国土三倍的中国东北全境。

这次赌博的成功，让日本军部确信：“独断专行”比“请示汇报”更有效，“既成事实”能迫使政府追认。这种“下克上”的风气，最终导致了从“卢沟桥事变”到“全面侵华”的失控，日本这列战车终于失去了刹车功能。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似乎总在同一个地方留下辙印。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年后的今天，日本似乎又犯起了“赌瘾”。

11月初，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公然抛出暴论，声称中国大陆若对台采取行动，将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可依法行使集体自卫权，暗示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针对日方的谬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以所谓“存亡危机”和“自卫”为名发动对外侵略，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伎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阻击任何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守护世界和平。

在世界地缘政治的版图中，很少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将其近现代的崛起与毁灭与极端的风险偏好紧密地绑定在一起。从明治维新的艰难起步到昭和时代的战火蔓延，再到今日在台海问题上的蠢蠢欲动，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决策层习惯于通过战术上的奇袭和战略上的豪赌，试图以小搏大，寻求“国运”的瞬间翻盘，仿佛一个在“赢了还想赢，输了想翻本”的怪圈中挣扎的赌徒。

今天的国际秩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殖民主义时代早已终结，强权政治不再能肆意践踏主权。中国已经崛起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如果日本当政者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反而试图为“军国主义”招魂，赌性难改，那么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比1945年更为彻底的失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说，日方近年来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某些势力正极力突破“和平宪法”束缚，企图违背国际法规定的战败国义务。这些人从未真正汲取历史教训，从未真正直面和反思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责，从未真正遏止军国主义在日本死灰复燃，反而企图用美化侵略的叙事和“避而不谈”的手法，让世人遗忘，为自己“松绑”。这种伎俩欺骗不了世人。